王选:不满足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动力

 

 

自己动手做

 

  我年轻时开始就诸事自己动手,并且获益匪浅。为什么要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呢?我发现有些人主意很多,但是馊主意也比较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乏自己动手、自己实践的机会。

  我有这样一些背景,有好的数学基础,经过跨硬件和软件两个领域的实践,加上在第一线锻炼的动手能力,到了1975年机遇就降临了。机遇永远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1974年国家有一个七四八工程,搞的是汉字信息处理系统的研究与应用,其中有一个子项目是汉字精密照排。现在很多人都以为,国内是北大甚至是我王选最早研究电脑排版,实际上不是的,当时已有五家单位在从事这方面的研制工作,我是第六家。幸运的是,我们选择了正确的方向,而早于我的五家都选择的模拟的道路,分别仿制第二、三代照排机。当时日本流行的是第二代光机式照排机,就是把字刻在有机玻璃圆盘或圆筒上,使其高速地匀速转动,当选到需要照相的字符时,自动启动闪光灯发出短暂而十分强烈的光,使窗口位置上的字符经透镜和反射镜在底片上成像。然后依靠反射镜旋转或移动底片准备使下一个字符曝光,所以全部是机械选字,精度要求高,还涉及器件和材料方面的困难。美国流行的是第三代阴极射线管式照排机,所有的字模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在计算机内,输出装置是一个高分辨率的阴极射线管,其分辨率比电视显像管高得多。1986年后才开始在美国推广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当时还没有商品。第四代激光照排用激光来扫描匀速前进的底片,与中国已有基础的传真设备有相似之处。激光不能像阴极射线管那样瞬时改变光点直径,所以不同大小的字形必须用不同大小的点阵表示,例如正文字就需100×100以上点阵,大号字甚至需要1000×1000以上点阵。大家看报从来没感觉到这个点,因为它非常密。印刷用的汉字有2万多,50多种字体,50多种字号,都用点阵表示,信息量达上千亿字节。西文字母少,存储量问题并不尖锐。汉字字形信息量大的问题成为第四代激光照排的主要难关。我们于1975年提出了轮廓描述与参数描述相结合的方法使字形信息量大大压缩,又采用软、硬件相结合的方法使汉字字形的复原速度达到每秒700字以上,从而跟得上激光扫描输出速度。发明这种技术方法,我们便大胆提出跳过日本流行的二代机、美国流行的三代机,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的决策。

  当时我只是一个小助教,这样的思路,人们都非常怀疑,有人说我是在玩弄骗人数学游戏,是不可信的。当然我很幸运,凡是来协作并参与具体工作的,绝大多数都相信,因为他们看到了整个设计和论证都非常严密,后来得到了电子部、教委、计委、科委等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最终取得了成功。我们从1975年到1992年一共得到了近1000万元的投资,近20年里头得到1000万,这不算多。

  后来的变化是戏剧性的,一开始大家不相信中国自己能搞成激光照排,所以凡是有钱的报社和出版社买国外的产品。到后来我们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把来销售产品的蒙纳、王安、写研、二毛、森泽等外国公司全部赶出了中国市场,占领了99%的报业和90%的黑白书刊市场,从1975年到1992年国家一共给北大投资了近1000万元的研究经费,而我们回报国家十几个亿的利税。当时人民日报进口的是美国赫赫有名的HTS公司的产品,一套系统320万美元,而我们国产系统的是200多万元人民币。如此昂贵的系统与我们比性能差距很大,始终无法正常运转。后来人民日报与他们终止了合同。被北大取而代之,从此HYS这家赫赫有名的公司破产了。

  我看过一部电视片,讲钱学森从美国回来后,建议中国先发展导弹,后发展飞机。人们非常奇怪,中国是不发达国家,飞机是国外成熟技术,我们去赶人家也许还来得及,怎么能超越时代去搞导弹呢?那时候苏联和美国都没有洲际导弹,钱学森就讲,搞导弹容易搞飞机难。因为飞机载人,长期反复使用,中国基础工业薄弱,发动机、材料等一系列困难短时间解决不了,而且需要长时间的疲劳试验;导弹是一次性的,这点比飞机要容易得多,但导弹要准确命中目标,要有高超的制导方法和技术,而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攻克这一难题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钱学森的远见卓识。

  我们的经历跟钱学森讲的很类似,绕过了二代、三代照排机在机械、光学、材料和底片方面的一系列技术困难,直接研制四代机,四代机的最大难点是汉字字形存储量大的问题,一旦用独特的方法解决,整个系统的研制就变得比较容易了,这就叫技术上的跨越。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专门讲过这个问题,我非常赞赏,这是非常正确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实现技术跨越,有时意味着用创新的设计,绕过按常规方式发展会遇到的巨大困难,走一条高效益的、事半功倍的捷径。

  美国巨型机之父克雷(Cray)曾说过,当他提出一个新的构思时,人们常常说“Cannotdo”,你是做不成的,对此最好的回答就是“Doityourself你自己动手做。我从1975年到199318年间,一直在科研第一线苦干,没有寒假暑假没有星期天,也没有元旦没有大年初一,都是这么过来的。我在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时候还很自豪,我想我将来做第一线工作能做到六十多岁。实际上后来情况不是这样。我56岁那年,跟每年一样,每到春节的时候我就闭门不出,那时候干扰最少。春节前的四天一直到初十,整整两星期,我就做一个设计。我认为是一个改进的设计,整整花了两个星期,一天工作三段。到了年初十我就拿出来一叠设计,给了我的一个春节回家休假回来的研究生,他看了以后说,你所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IBMPC总线上有一条线,你可以检测这个信号。他一句话我全部明白了,我这两个星期所做的工作全部是没用的,是一种笨办法,是因为我比年轻人接触第一线少了,我就不知道IBMPC总线还有这么一个信号,我没有加以利用。

  通过这件事情,我豁然开朗,觉得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已经比不上年轻人了,何况我不熟悉的领域那就更差了,我就表扬这位年轻人,你这个想法确实非常好,同时又批评他,你有好主意为什么不自己提出来?为什么非得我用馊主意才把你这个好主意逼出来呢?

一个新的构思不大可能由别人来实现,别人没有你这么多的感情,碰到困难就会很快缩回去,所以一个newidea的提出者通常是第一个实现者,否则很难成功。而且由于市场上的变化,你很多好的想法不尽快实现,过几年就会被淘汰,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动手。

 

不满足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动力

 

  俄罗斯的作家契诃夫曾经讲过,对于自己不满足,是真正有天才的人的根本特征。我想对待科学也要有永远不满足的愿望,我觉得可怕的是一种满足感。

  有些人出一些成果还是比较容易的,在鉴定会上请一些亲朋好友,最后弄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我很少参加鉴定会,要讲得既不丧失原则又让人听起来非常舒服,其中常见的手法就是加很多限制词,在什么什么条件下,是国际领先水平,是国际先进水平……明白人一看就知道,加上限制词以后,那些国际领先水平就一点价值也没有。假若都要相信中国的鉴定会结论的话,中国早就是科技上的超级大国了。

  也许当时我们这一批中年教师比较看破红尘。今天我讲起来,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红火得不得了,但是人们可能不知道从1978年到1985年这中间是如何地艰难,当时的风气是流行写论文、评职称。1983年聂荣臻元帅忧心忡忡地给国家人事部门写了一封信,意思就是说,什么都要看论文的话,国防科研就没人干了,大夫也不看病了,写论文去了。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当时我们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已经研制成功,1985年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成就,1986年获日内瓦国际发明金牌,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也应该是很高的奖了,但是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成就感,反而有强烈的负债心理,因为我们的产品还没有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我们经常反问自己,到底对国家是有功还是有过?尽管我们得了这么多奖,但如果将来的市场都被外国公司占领了,那么你这个功劳在哪儿呢,国家投资都到哪儿去了呢?所以这种负债心理激励我们,必须努力奋斗永不满足。

  当我们垄断了国内市场以后,我们觉得在国内发展还远远不够,所以决定到海外去,进入港澳台的市场。今天香港的大多数报纸是用我们的系统出的;台湾最大的报纸《联合报》,最大的晚报《自立晚报》,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和台湾最大的省报,都是我们的用户。做到这一点很难,假如不是技术上的领先,是很难进入台湾的,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看不起大陆的技术,觉得我们就是搞军事厉害,原子弹、导弹厉害,搞民用的高科技不行。但是一用一看,确实高出一筹,慢慢地就相信了。

  国民党的机关报用大陆的东西是很不容易的。1994年我去台湾中央日报社考察,他们跟我很正经八百地说,你们的江泽民听到北大方正用先进技术武装国民党,一定会不高兴。我说江泽民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要让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好。1995年元宵节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宴请在京著名专家学者,我跟江泽民同志说了这件事,他听了非常高兴,说你们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促进两岸交流,这个跟政治无关。过了两个月他想起这件事又问,北大方正在台湾中央日报的进展怎么样,那个时候我们经过激烈的竞争,已经使对方选择了北大方正。他们总编说,用北大方正的系统之后,报纸的质量、效率和水平都明显提高。后来他们又加订了两套高档彩色系统,中国还没有一家报社一次订两套这么高档的设备。

我们确实是促进了两岸的交流。台湾的报纸来大陆看了我们的研究以后,非常感慨。有个专家讲,像你们这样一心一意扑在技术上的年轻人,在台湾十年前还有,今天已经很难找了。台湾的年轻人都急功近利,想着赶紧去赚钱,你们还能保持这样一支埋头钻研技术的队伍,非常可贵。

 

不该得到的名利千万不要去得

 

  我的名利观就是不该得到的名利千万不要去得;可得可不得的名利尽量不要去得;该你得到的是可以去得的,这是我自己的体会。

  我们国家有一种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的称号,1984年是第一批。当时北大报了七个人到教委,这七个人有我在内。到了教委以后,另外六个都留下来,把我给刷掉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高兴,因为我看那六个人都比我出色,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当时已经是学部委员的姜伯驹,还有古文字专家裘锡圭,后来很出色的数学学会理事长张恭庆,都非常优秀。我当时的成果要比他们少多了,系统还没有应用,只是名声有一点点。东西用都没用,算什么成果呢!

  我觉得上不去是最好,上去了倒很勉强。

  1986年,第二批我被评上了,我也觉得很高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系统已经在新华社投入生产性使用,应用得比较好。

应该树立正确的名利观。我很赞赏欧美流行的一句话:一心想得诺贝尔奖的人,是不可能得到诺贝尔奖的。如果一心老想混一个什么地位,懒得劳动,懒得奋斗,走各种关系,哪有精力搞专业,哪有精力钻研学问呢?李远哲获诺贝尔奖时正在做一个学术报告,外间已经广播李远哲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却一点也不知道。他做完报告有人上去向他祝贺,他感到莫名其妙,他还以为人家祝贺他刚才做的报告不错呢。

 

强者才会纳谏

 

  我并不出类拔萃。我能够取得一点成绩,有些经验和教训对大家也许有参考价值。我的智商不是太高,但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做班长,后来做学生干部,做团支书,做团委副书记什么的,这给我一生带来极大的好处,让我懂得为别人考虑,懂得接受别人批评。十多年的学习生涯,我当了十二年的干部,这对我的锻炼是不可估量的,这对做大事业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现在一些年轻人最大的毛病,在于自我感觉太好。就他们的才华来说,我一点都不怀疑,我觉得可怕的一点是自我感觉太好,这也是年轻人最听不进去的一点。

  我觉得强者才会纳谏。我经常讲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说他是古代最伟大的君主,很善于纳谏。康熙皇帝尽管说是千古一帝,但是康熙那个时代,欧洲已经经过了文艺复兴,科学技术开始发展,出现了牛顿,而康熙还在闭关锁国。唐太宗时代的中国,长安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城市,有100万人口,是世界文化的中心。

  一个人的品质最重要,要懂得依靠别人。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优点可能是洞察力,懂得什么是技术发展的前沿。还有一个长处就是自我感觉一直不好,我在年轻的时候和我的同事合作,我觉得这个人在这个方面比我强,那个人在那方面比我强,他们都有某些方面比我强,所以我懂得依靠别人,这个是我的另一大长处。

  我对日本管理之神松下幸之助的一段话印象很深,他说他有三个劣势,后来都转变成优势:因为穷,所以要拼命奋斗;没上过大学,所以努力自学;身体不好,所以懂得要依靠别人。

懂得依靠别人,看到自己的弱点,我觉得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罗曼·罗兰说,能有伟大的胸襟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宽宏大量是一种美德。

 

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

 

  我非常赞赏北大博士生的一句话,就是在学校期间不要着急去满口袋,而要去满脑袋,因为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

  严济慈先生有一个座右铭,这个座右铭是法国作家莫泊桑说的,而且也是我的座右铭:一个献身于科学的人就没有权力再像普通人一样生活。我觉得要在学术上有成就,还要加两句,就是必然要损失掉不少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乐趣,也会得到常人所不能享受到的乐趣。我十八年没有寒暑假没有年初一,显然常人的悠闲我享受不到,但我也能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乐趣。

  从1988年到1992年这段时间,我每到一个城市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栏,看报栏里哪些报纸是铅排,哪些是用我们系统出的,最后还要看报纸是用哪个版本排的,我都看得出来,这就是一种享受。

  1991年我到上海交大,一看上海交大报栏里包括上海交大校刊在内的报纸,全部是用我们系统排的,所以这以后我就不再看报栏了。这种享受是一种非常难以形容的享受。

  (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报告厅》,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