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一个地方从政,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的人生?

——在太原工业学院2009年暑期干部培训大会上的讲话

耿彦波(原大同市长)

 

今天非常高兴,在我人生中还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老师,感觉很紧张,简直无法开讲。吴院长说了那么多好话,而我一路走来,感觉自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现在我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是今天可以看到明天的人,是到了所谓叫“老头子”的年龄了。老头子还能干些什么事情呢?从年龄上说,我已经干不了几天了。可能大家第一次来大同,我对大同的城市建设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大同是1982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当时全国仅有24个,第一个是北京,第二个是成都,第三个就是大同。为什么大同能入选历史文化名城呢?主要原因是大同有悠久的历史。在公元398年,大同曾经作为北魏的首都,做了将近百年的首都,同时这又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首都,因为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北魏人非常了不得,当时他们是原始部落,住在长白山嘎仙洞,后来逐步兴起,建立了北魏王朝。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少数民族是军事上的胜利者,也就是征服了汉民族,但是在军事胜利后不久,就在文化上全面地、彻底地向汉民族学习,北魏王朝如此,元清亦莫能外。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合力,而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能够生生不息、能够延续下来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北魏王朝取得天下以后,进行了彻底的汉化。北魏孝文帝非常年轻,从十几岁即位,二十几岁时亲政,一直到三十二岁去世。在短短十几年的从政中,北魏孝文帝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他要求30岁以下的官员必须说汉话,不说汉话的人不能做官,采取了坚决的措施,这是第一。第二个,必须和汉族通婚,要求上层的官员和汉族的子女通婚,着汉服,姓汉姓,北魏王朝姓拓拔改姓元姓,自己的名字改为元宏,同时出生地都改为洛阳。我们现在的少数民族中没有鲜卑字,因为他们已经将鲜卑字全部改为汉字,彻底汉化了。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她能够包容天下,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胸怀,没有历史包袱,在全面吸收汉文化以后,就形成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文化——云冈文化,这创造了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可以说云冈文化是当时中国文化的顶峰。北京的朋友来了,我常跟他们开玩笑说:欢迎你到“首都”来。他们说怎么是首都呢?我说我们的“首都”和你们的首都有一些差别,无非是我比你早了七百年,你比我晚了七百年。大同叫“北京”曾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北魏王朝到了洛阳以后,把大同称为“北京”。

我们来到大同以后,我们怎么来对待大同这个城市?我们怎么来打造大同这个城市?怎么来规划大同这个城市?一个好的城市有三个标准:一是宜居城市,也就是非常适合生活的城市;二是利居城市,也就是适合创业、方便人生创造的城市;三是乐居城市,是快乐居住的城市,它是在宜居城市和利居城市基础上的再创造。乐居城市有两个指标,一是历史文化名城,如巴黎、威尼斯等历史文化名城都保留了古老的文化;二是山水园林城市。达到以上两个标准的城市,才叫乐居城市。大同市政建设就是按照乐居城市的最高标准进行谋篇布局的。我一直讲,我们大同不可能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如果比大,那么我们连太原也比不上。因为太原是省会城市,而大同仅仅是一个经济城市。我们不会与别的城市比大,但是大同要做一个最有特色的城市。在中国城市建设的伟大运动中,大同要打造自己的特色,以自己的特色来寻找自己的定位和位置。

那么,大同如何来打造乐居城市、特色城市呢?我们是这样来构想的:我们在城市的大容器里面装入两个景观,以御河为中线,一边是历史文化名城,一边是生态园林城市。一个传统,一个现代;一个文化,一个生态,这两个文化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就会形成一种张力,进而形成一种魅力,最终形成深刻的大同印象。历史文化让人迷醉,自然山水城市让人留恋。人类一是从水里出来的,一是从树上出来的,所以人有两大天性,即喜欢水和树林。自然园林会给人带来心灵上的欢愉,人会感到非常高兴。特色城市让人留恋往返,让人终生记忆。在中国城市化运动中最可怕的就是“千城一面”,没有特色,都是高楼大厦、水泥森林。而有特色的城市都是让人记忆的,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我们就是要构建具有鲜明特色、温暖的、温馨的城市。温暖的城市让人留恋,我是按照这样一个目标来建设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

去年以来,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复原工程。今年开工了十大工程,包括东城墙,今年力争把东城墙恢复起来。明年北城墙、南城墙,后年西城墙,城市里的主要景观,如文庙、关帝庙、华严寺、善化寺、清真寺、重阳宫等都要修复,下一步我们还要恢复总政署、府衙、代王府等。过去我们的传统文化城市是个水平城市,就是连续的、连片的四合院,现在我们要形成一个流动的、富有乐感的城市。建筑不是被称为立体的雕塑、凝固的音乐吗?我们就是要打造这样一个历史的、文化的一个景观。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四合院,靠连续的空间来取胜。到了欧洲,欧洲那么伟大的教堂,延续几百年,他们依靠单体建筑成为亮点。我们主要是靠一个群体的整体性,靠整体的完整性来体现美,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最大的美。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建设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大同。

在御河新区我们要打造一个最现代化的城市,也就是一个完全现代化的作品,当然我们这是有传承的、有文脉的、有继续性的、有特色的。在新区我们有文瀛湖,其面积相当于西湖,有10公里长、1公里宽的御河,这是我们的主要景观、生态廊道。我们在新区提了一个口号:“生态城市,我们的家园”。同时,我们的建筑全部邀请大师设计,我们的图书馆是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科恩设计,我们的博物馆是中国当今年轻一代最优秀的设计大师崔凯设计,我们的大剧院、会议中心都是请国际大师设计,进而营造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

在人生的把握上,我们该怎么面对我们每天碰到的问题,其实我们的人生每天都面临着选择的问题。人生的过程就是选择的过程,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遇到的事情?我们面对这么多的事情,我们在一个地方从政,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的人生?我在实践中有这么几个体会,下面,我给各位老师汇报一下:

 

第一,是挨一时骂还是挨千秋骂?

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我们在一个地方工作,每一件事、每一项决策、每一项大的行动,都面临着这样的取舍和选择。为什么呢?就是你在一个地方工作,你不要背负这样的包袱,我是干好事的,大家一定三呼万岁,鼓掌欢迎,社会都是同情和支持的,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事。如果你是一个领导,你干好事的时候,大家都说好,你背上这样的包袱,你肯定干不成。我们人身有个特点就是任劳容易任怨难。我在这个地方是为大家做好事,结果引来一片骂声,那我就不干了,好多人都过不了这个坎。我在这个地方准备干,结果大家议论纷纷,骂声一片,我这是做好事,大家却不理解,我干什么干呀,算了吧,不干了,撂挑子。如果我们过不了这个坎,总以为干好事,大家都应该说好,都应该三呼万岁,都应该绝对拥护,但实际人是有差异的,人是有不同层面的、有不同利益的群体,你不可能达到那样的目标,实现那样的效果。

2007年之前,六项政治拆迁都是零散的小户。到2007年,我们在太原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拆迁和建设的时候,我们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做事的标准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追求?在太原的历史上一定要记住一位伟大的市长——岳维藩,在规划迎泽大街的时候,大家都在骂,岳市长说了一句话“五十年不落后,一百年不后悔”。当时是五六十年代,那时是一个汽车很少的时代,正是因为那个时代,很多人都在骂,修这么宽的马路不是浪费时间吗?那个时代是一个计划经济的时代,现在看七十米算什么呢?但是那个时代人们的认识非常有限,修这么宽的马路,浪费土地,浪费时间,人过还很慢。面对种种骂声和不解,岳维藩坚持下去了。岳市长的那个时代可以叫有规划,又可以叫没有规划,除了中间红线,所有的高层建筑必须退后30。所以,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相当长时间里,太原市在北方是独领风骚,像河北的石家庄、河南的郑州等省会城市远远比不上我们太原,太原因为迎泽大街而自豪。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非常惭愧,受利益驱使,很多人在迎泽大街旁建立了商铺,像迎泽宾馆旁边就有很多商铺,如珠宝店的利润一年就有好几千万。做酒店有三句话:第一是位置!第二是位置!第三还是位置!有了好位置,酒店肯定是很赚钱的。迎泽大街上有个唐都饭店,历史上唐都饭店还是很好的,就是后来今天加一点儿,明天加一点儿,搞得乌七八糟,破坏了建筑的完整性。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首先提出来,我给申书记汇报,太原市第一项就是开始拆迁,包括滨河东路的50年绿化,必须下定决心!当时申书记同意了,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决议。太原市一进行拆迁,社会舆论就来了,骂声铺天盖地,当时5月份正好是碰上选举。我当时是人大选举的副市长,受到了很多的舆论压力,手机里收到了很多攻击性的信息,如太原市的拆迁,宝顺不知道,右军不知道,就耿彦波一人知道。我的压力大,领导的压力也很大,申书记当时压力也非常大。我说:“申书记,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大家永远说好,平平静静的,你肯定当不好这个领导。好领导都是在骂声中,由骂到不骂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选择挨一时骂还是挨千秋骂?为什么这样选择?就是你在这个地方怕一时骂,不干活,那么你走了以后,历史上人们会说,某某某在这个地方什么事也没有干成,耽误了一个城市的发展时间,浪费了人民的时间,这还不挨历史的千秋骂吗?我一直说,当官好比是老师在黑板写的字,当官一张纸,老师不高兴,一擦黑板,就什么也没有了。当官是附加在身上的一些价值,我们还是我们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选择就是咬住牙,往前走,“能经磨难真铁汉,不招人嫉是庸才”。 在城市建设中,我们不可能让大家都说好。“作天难作二月天”,在二月天里,蚕需要天气温和,麦子生长需要寒冷,老天都很难做到平衡。还有一句话,“行人望晴农望雨”,行人盼望晴天好利于赶路,农民盼着雨天好利于耕种,老天尚且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所以我们不可能让大家都满意。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取舍就是能挨一时骂,不挨千秋骂,这就是我们多年来的选择。如果你怕挨一时骂,那么你就要挨千秋骂。正如林肯所说,人生的责任你总要承担,你逃掉这个,你逃不掉那个;你逃掉眼前的责任,逃不掉历史的责任。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选择:宁挨一时骂,不挨千秋骂!

 

第二,是留遗产还是留遗憾?

我们搞建设,是建百年工程、千秋大业,还是今天建起来明天就后悔的工程?城市建设一定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我们的城市应该是加法,而不是减法。我们今天的建设和创造,是明天的财富,这样的城市才是有希望的。我么常常是这样,今天的决策看起来就不怎么正确,明天更是错误的,后天就是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存在这么大量拆迁的原因。拆迁是为什么?拆迁是为了纠正错误,就是我们犯的错误太多了,所以我们必须纠正,那么纠正错误是要花代价的。其实在城市建设中,哪一个城市的市长都不愿意拆迁,拆迁是大家看不到的,而且拆迁的损失是无形的损失,只有建起来,老百姓才能看到成果,但是我们好多城市不拆能行吗?

带着这个问题,我去欧洲巴黎、慕尼黑等城市进行调研考察,我就问他们如何进行城市的拆迁?他们说,我们的城市建设执行的是300年前的规划,从来没有拆迁。看了欧洲以后,我就总结了这么几句话:

第一句话,规划就是财富。因为有了好的规划,又能实现好的规划就是一笔财富。可以说我们大同违反规划的建筑比比皆是,本身我们的道路是40年的道路,本身我们不应该有拆迁,规划是控制未来的,我们却恰恰缺少这些规划。修40年前的路,全部拆迁费就要4个亿,这就是说我们修一条路几个亿,而拆迁的成本远远大于修路的成本,所以规划就是财富,所以规划是最大的隐形财富,规划一个城市不败的基础。

第二句话,历史就是永恒。欧洲的城市为什么那么好?因为古老的城市就是永恒的城市。我们如果能够保存了大同从北魏398年以来的都城风貌,那么大同现在就会是国际上的大都市。如果当时北京城按照梁思成老先生的规划,新旧分开,保护老城,保护北京的老城墙,因为那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从元朝开始一直到清朝都定都在北京,城墙没有遭到破坏。中国的历史所以没有积淀,和历史上一次次农民起义的巨大破坏有关系,农民起义军进城后的多半都是毁城。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先一把火烧掉,然后再建新的。幸运的是,满人进入北京城后,全盘保留了北京城,明代的城市保存完好,被誉为“三代都城”。如果北京城能够留下来,那么北京城养活中国13亿人中1亿人是没有问题的。历史是永恒的,一个永恒的城市一定是有历史的城市。

第三句话,文化就是灵魂。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底气的,我们到了很多新兴城市感到这些城市多半没有文化。十年文化看深圳,百年文化看上海,千年文化看北京,三千年文化看河南,五千年文化看山西。中国的城市都是有历史的,但是大多数城市都没有遗产传承下来,没有证据能够说明自己历史的古老。所以,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底气的,文化就是灵魂。

第四句话,人本就是根本。欧洲的城市把“以人为本”的观念渗透到了城市建设的每一个角落里,跟我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欧洲城市建设的街道驾驭、公园建设、公共设施等都非常人性化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了欧洲的城市会感到非常的舒服、非常地舒心的原因。

第五句话,管理是水平。我们大规模的城市运动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大家感到我们的城市从外面来看没有一点差别,我们的上海、北京都是如此,和欧洲城市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如果培养一个城市的精神,培养一个城市的文明,却需要很长的时间。欧洲有句话说得好:培养一个暴发户一两年就可以了,而培养贵族精神、贵族文化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欧洲的文明、文化、儒雅非常了不得,季羡林老先生在《欧洲十年》中写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二战后期,柏林被盟军包围,被断水、断电,柏林的冬天非常寒冷,不亚于中国寒冷的北方。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只能上山砍木头取暖过冬。当时的政府定了一条,就是让护林人上山在能砍的树上做了标记,只有濒临死亡的老树是可以砍的,小树和健壮的树是不能砍的。这个国家是即将灭亡的国家,这个政府是即将不复存在的政府,市民普遍存在恐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做了标记的树被砍伐以外,没有一个人去砍伐没有标记的树!德国人的文明、守规则真是让人震撼!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摔倒几次又很快站起来几次的原因,这个伟大民族的背后就是伟大的文化。所以,欧洲的文明能够传承下来是有其中的原因的。

不留遗憾规划的最大一个要素就是把规划层面做好,我们很多领导经常认为,规划不就是一个圈吗,规划没有意义,还是赶快做点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吧。其实规划是个系统,规划是个高度,规划是个未来,我们规划好了怎么会犯错呢?那么在规划中怎么来把握规划呢?我的体会是最重要的把规划做好,把规划把牢。

规划的第一条原则是逻辑大于存在。规划是有其规律的,是有其内在的逻辑的。如果规划小于存在,等于迁就存在,结果导致城市建设走向下坡路,使城市越建设越差。城市建设一定是逻辑大于存在,做规划一定要按照规划的逻辑,不管存在多大的现实问题,一定要根据逻辑来做规划,不能迁就现状,迁就现状不是规划。有些事情可能今天做不到,可是我们的后人呢?我们不是在规划未来吗?到了未来,我们有些问题就可以解决。

规划的第二条原则是生态大于经济。对于一个城市,该留的一定要留下来,我们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长远的追求。城市建设存在两个致命伤:一是短期行为,就是为了眼前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政绩,牺牲长远。比如大同去年拍卖了一块土地,留了15亩地,代价是3000万,那么从短期来看,我舍不舍得把这笔财富留给后人?二是浮躁心态,就是急于出政绩。生态大于经济,就是一个城市舍不舍得把黄金地段拿出来作绿地?

规划的第三条原则是整体大于个体,整体大于局部。规划是什么?规划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规划是创造美的过程,规划是控制美的过程。一定要把规划当成一个崇高的事业、一个神圣的事业,只有具有献身精神才能做好规划。

规划的第四个原则就是历史大于现实。在整个城市规划中,凡是历史的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历史不可以再造,历史不可以复制,祖宗创造的东西,我们今天再有本事也是无法复制的。我们今天应该记住两个搞建设的人:一个是梁思成,一个是林徽因。梁思成太伟大了,在1930年代骑着毛驴走遍了山西,发现了唐代的佛光寺。我向上海来的同志讲,我有的,你永远没有。历史不可以倒退,历史不可以再造,但是你有的我将来会有,再过100200年我再造一个上海是有可能的。这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未来是可以创造的,历史是不可以复制的。

欧洲人对他们的文化奉若神明,对文化保护的意识非常强。德国奔驰车曾经在中国的长城上做过一个广告,在德国放映之后,德国全民反对:你奔驰车是个什么东西,怎么能够上几千年古老的长城上,这是对文物的破坏!结果这个广告就被取消了。名画“蒙娜丽莎”在法国曾经丢失过,结果举国哀悼。

中国文物保护中有一个现象就是外行人老想管内行人的事。我们现在的文化保护存在很大的问题,应县木塔倾斜度很大,眼看面临着倾覆的危险。2004年山西古建筑专家开会,在讨论应县木塔的保护时,他们提出了三种保护意见:一是给木塔支一个棍;二是从三层隔断,三层以上吊起来,三层以下部分修好以后,再整合起来;三是国家维修。我一听,前两种意见纯粹就是胡说八道,中国的古建筑只能是国家维修,千百年来都是如此。应县木塔没有用过一颗钉子,全部是使用榫卯结构,支一根木棍既影响了景观,又破坏了它的完美性,同时固定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第二个办法,从三层隔断以后,如何才能恢复原貌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说,在大同完整地、原样地复制一个,哪天应县木塔坍塌了,大同这个就成唯一的了。我现在修华严寺、善化寺等国宝,现在这些寺庙只留下了一个大雄宝殿,前面的正大光明殿和两个配殿、山门、仪门等其他建筑都没有了,幸好梁思成先生绘制了这些建筑的完整图纸,我们准备按照梁思成先生的图纸进行恢复。国家文物局却要求必须先向国家文物局进行申报,待批准后才能动工维修。然而国家文物局的专家认为文物不动就是最大的保护,我说你怎么不能动呢?我们几千年来都在修缮坏旧的寺庙。即使他们不批,我也要干。

结果国家文物局来查我,我就赶紧回来见国家文物局的同志,他们让我停下来,等待处理,要么拆除,要么整改。我马上就顶回去了,我说违法有两种,一种是实际上的违法,另一种是程序上的违法。在实际上我不违法,我仅是程序上的违法。我有梁思成先生的图纸,我是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原工艺、原技术、原材料,所以,在实际上我不违法。第二,我承认程序违法,我给国家文物局报上去了,但是你们不批不让我干,我等不起这个时间。时间非常有限,今天拆成一糊片了,又不能建设,若是明天我走了呢?我没有时间等待,所以拆迁不可以等待。我就和他们说,你有本事就把我这个市长免了,没有本事就别拆,这是人民的血汗钱,你不能给拆掉。后来我和他们说:你们回去和局长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历史的人物,今天就是明天的历史。历史会证明,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王家大院当年是国宝吗?王家大院221户,我修起来不就是国宝吗?你怎么不让我修复呢?后来,国家文物局也挡不住,官我照当,古建筑我也照建。

山西的古建筑是中国最好的,没有人比我们山西人更会做古建筑,实际上山西的古建筑就是我培养出来的。1995年修王家大院时,修古建筑时,我们的古建筑队伍只有七、八个人。我们只有修缮定额,没有修建队伍,基本上就是个维修。比如一个庙破了,维修就是十来个人,砖瓦很烂的。王家大院有了载体,才是大规模的上了,一直到王家大院四、五万平米,常家庄园十二万平米,榆次老城几十万平米,到了晋祠……一直在不停的在修复,所以这个队伍是越做越大,水平也越来越高。我向张书记汇报说,山西的古建是最好的,没人能比得过我们,木结构在中国,中国最好的在山西,山西是全世界最好的,这个是肯定的。我们这是拯救性的工作,我们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所以历史大于现实,这是我们做事的原则。

 

第三,我们是追求一流,还是甘居下游?

我们常常这样想:我们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地级市里工作,在一个县里工作,我们所在的地方小,我们干事业是争创一流,还是甘居下游呀?因为我们山西这个地方,长期处于一个落后状态,好多地方不如别的省份。我回管理局时,田书记、宝顺省长给我一个任务,就是把晋祠宾馆修好。因为当时田书记和我说,总书记和朱总理来我们山西,晋祠国宾馆的条件给总理等造成了很大的不便。总理有个习惯,注重仪表,需要体现一个大国的风度。他每天中午吃了饭,休息一下,下午开会前要洗澡、梳头、捶头,不管是多会儿都是很有风度的,不像我们出来头发是乱乱的。朱总理在洗澡时刚打了肥皂,结果水龙头就不出水了。项怀成当时是财政部长,住在二号楼,项怀成说:"田书记,我一晚上没睡好。"田书记就问:"为什么啊"。项怀成就说:"那老鼠那么大,扑腾来扑腾去,我老怕它把我耳朵给咬了,下水道还不时传出了恶臭。"当时,项怀成和田书记说:"老田啊,全国的国宾馆数山西差了。"田书记说:"我从青海来,难道还比青海差吗?"项怀成说:"青海不差呀,青海这几年修建了国宾馆。"田书记把原话告诉我:"哎呀,后来我一了解,果然青海这几年修了国宾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决定修复国宾馆。

我就想,怎么修复国宾馆?因为省政府没有规定拿多少钱,也没有规定修到什么标准。要修国宾馆,我就要看看全国最好的国宾馆是哪家?我带着管理局的同志走访了二十天,从北京走到上海,再从上海走到广州,从南到北,把最好的都看了。后来看到最好的装修是中国大饭店,我问是谁做的,他说是香港一家公司做的,他们就把联系方式等毫无保留的全部都提供给了我们。回来以后,我就和张省长说,我们一共有400多亩地,外面农民还占了60多亩地,拿回来就是500来亩地。晋祠宾馆要做,就要做得后发制人,要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做出中国最好的国宾馆。张书记笑了,说:"我们这么落后,不要说最好了,差不多就行了。"当时他以为我是提拔的过猛了,一当上管理局局长就想建功立业,想干大,年轻人好冒。实际上,咱年龄也不小了,都46岁了。

没有钱怎么办呢?想要做个最好的国宾馆,需要45个亿,当时大家觉得改造国宾馆有1个亿就差不多了。后来,我就和发改委令主任说:"国宾馆要干,就要干个大事。"他就说,让五大集团——煤焦集团、西山煤电、汾酒集团、太钢、国电,每家出个2500万,凑上1个亿,先干起来。令主任很有办法,十来分钟就给搞定了。在修建期间,他们让我给领导汇报,我说:不能给领导汇报,你给领导汇报完,领导不能不吭气啊,领导要做指示。如果正确呢,咱们就好办;要是领导说,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弄,那个地方该怎么弄,你是听领导的还是不能听领导的?你要是听领导的,可能会有点儿问题;要是不听领导的,就是不尊重领导。所以,我就说不要向领导汇报了。当时,田书记要到现场,我就说工地污染太严重,太乱了,就不要进去了,就没有让领导进去。

2006429,我向宝顺书记汇报:晋祠宾馆差不多修建好了,希望你看一下。那天宝顺书记从1号楼开始一直看了一下午,全部看了以后,当时很激动。他站在9号楼的大堂,发表了一通讲话,说:“这是耿彦波继王家大院、常家庄园、榆次老城后创造的又一个高度!”其实,这不是我创造的,是大家创造的。整修后的晋祠宾馆很具有系统性,是个系统性的宾馆。不像有的宾馆比较乱,有古代建筑,有现代建筑,居然还有什么灰白建筑,装修也不好。

我们在一个地方创造一流的业绩要有正确的思路,要找设计一流的、最好的规划师、最好的设计师、全国最好的施工队伍,最后你的结果就是全国一流。榆次有个口号就是”不创一流就是落后“。我认为这个口号非常好,不是一流就是落后。但一流是个开放的标准,你关起门,那么一流标准就是关门标准。平房拆了盖楼房,就说我这是一流标准,那个一流不叫一流,叫末流,得睁开眼睛看啊。冯仑写了一个《野蛮生长》,说做一流怎么做?要和伟大一起做,要学先进,这个行业谁最先进就学谁;要傍大款、傍大富,搞企业,人家做得好,就要跟着人家做,和人家一起合作。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这是做一流的标准。

 

第四,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还是办多少事就找多少钱?

山西在城市建设上有两大误区。第一个误区是认为城市建设是个花钱的事,认为是政绩工程。这个花钱的事谁不会干呢?有钱谁不会干,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城市建设不是花钱的事,更不是政绩工程。一个城市的现代化、城市化、工艺化是一体的,城市化是现代文明结晶的载体。如果说城市化说到底是城市的建设,那么工业经济就是城市经济。大家想想,为什么乡镇企业垮掉了呢?80年代为什么搞了那么多乡镇企业,那些都属于短缺经济,生产队就可以做了。到了今天,我们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有区别的,计划经济是短缺的,市场经济不是短缺了,而是富余了。市场经济是将原来短缺的变成富余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本事。80年代,匈牙利的经济是短缺经济,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生产力适应不了,所以只能是计划经济。邓小平最了不起的就是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我们在搞建设时,一定要把城市的平台做好,城市才有凝聚力,这个地方才有希望,所以把城市建设当作政绩工程是错误的。有些人认为,有钱的事情谁不会做?我们想一想,有多少人把有钱的事情办成了坏事。实际上,花钱能办好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给后人背债。2007年前,太原的城建工程最多的不超过5个亿,一般都是23个亿,而其它省份的省会城市都是100个亿水平。我看了看长沙等中部六省省会城市,除了太原,其它省会城市几乎都是100多个亿。人家是100个亿,我们是35个亿,投入就是差距那么大。为什么一说省会城市,其它城市都比太原好呢?因为人家有收入呀。所以,这就是一个差距,我们要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那么城市永远也办不好。要树立办多少事就要找多少钱观念。2006年底回太原后,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社会对太原的期望是非常大的。到了2006年底,我向张书记汇报说,张书记不好意思啊,我6月底到了太原,对太原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城市是个复杂的系统,没有规划是不敢动起来的,动起来怕犯错误。2006年天天干活到晚上二、三点,天天做规划。中北大学的滨河东路,一直延升到中北大学门口,都是当时做的规划,从最北的中北大学到清徐都要做规划。2007年太原市的工程是70个亿,张书记说:"有些多了吧?"我说:“不行,张书记,其它城市都是100多个亿,70个亿并不多。”后来向市委班子汇报的时候,市委班子那么多领导只有申书记一个人相信,其它人都是在听故事呢.心说新来的市长,一下子来到一个大城市,要搞70个亿,能搞7个亿就不错了,没有想到当时我们大面积开工后揭开了建设的序幕。我们平时一定要变个思路,城市是可以撰写的,城市是个无底洞,把路修好,把环境修好,城市是可以升值的。举个例子,我们第一个调整了长风商务区的规划,当时长风商务区是要打造成最干净的一块儿,2.3平方公里,很好的一块儿地方,又是城市的结合部,是向南延伸的桥头堡,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大气的规划。原来卖地好多地方最高可以卖到80万,也卖了一部分,还要再卖,我一去就说,赶紧打住,要做个规划。做了规划后,最低卖地价是260万,同样是一片土地,80万和260万是差距多大啊,差了180万。这些都是政府的收益呀,我在讲为什么我们的城市没有钱呢?我们城市拥有广袤的土地,我们有规划权、有行政权,一个开发商把300500亩地可以有几个亿的收入,为什么我们不把城市富起来呢?所以说,我们要办多少事就找多少钱。

 

第五,我们是要做官还是要做事?

其实这个东西看起来就是一句话,实际上做起来很不容易,这也是人生的境界。我们做官是为了什么?做官是为了做事还是做事是为了做官,这是两种人生的差距。我们做官有市场、有舞台、有平台我们才能做事。毫无疑问,我们做官是做事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做官不能成为我们做事的唯一追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报负,你想做官,有时做官与做事相矛盾。因为中国的官场有个情况,那就是做事是影响做官的。为什么呢?因为做事的时候,譬如洗的碗多就要打的碗多,不洗碗就连一个碗也打不了。我们做官做的事多就难免有争议。我们有时经常这样,领导表扬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能只听前半句。领导说,这个干部不错,敢闯敢冒,能够干点儿事,听话要听音,要听后面的话,但是,这个干部有缺陷,不够成熟,考虑问题不够周全,容易干事也容易出事,这就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干部干活干着干着就干不下去了的原因?人生有理想和追求,当你在一个地方当官,有时你的前途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而是大家的事。你比如说我在这里当市长,后面想当市长的人还多着呢,你老不进步,那后面的人都在那里压着呢,心烦得不行,看你脸也不对了,话也不对了,他要给你压力,所以人在官场里都希望进步。在这场官场文化里,在官场里人都希望不断的进步,在这种压力下这种官场文化下就看你怎么取舍。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做事的,要当官,要做好官,要有更多的机会。但有时候价值是不对称的,有差异的,你做一件事情未必能得到一个正确的回报,这时候你就要在这个地方沉下去,耐得住。在官场上,就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做官只要有舞台,我就要做最好的。做市长,我就要做最好的市长;做书记,我就要做最好的书记。我在一个地方,只要有一个舞台,我就要回报人民,好好把它做好。千万不能把什么事情都要大办,那是没有门的,没有出路的。

我很感谢省委和我们的张书记,我干了点儿事情,能到了这个位置上,还是很不容易的,我感到很满足。当个市长已经是很满足了,我的祖先祖祖辈辈是农民,甚至连个名字也没有,今天在我的村里我是最大的官,我已经感到很满足了,很了不得了,我一回家还算个人物,大家一看,市长回来了,这个官挺大的。我就感觉人生做事,一定要高调做事,低调做人。你的追求一定是要放下来的,不要希望做多大的官。做官的加减乘除到最后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官大官小,不能没完没了,你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够呢?所以,我就想我们在一个地方沉下来,就要把心先静下来,你就埋头做事,拼命做事。在一个地方没有五年,是做不出结果的,当时我在榆次我就不想走,当时让我到晋中市当副市长,管城建,我就找到领导,我就说我不想走,我在榆次当书记,再给我一年时间,先把老城恢复了,把老城完整的做了句号吧。再给我一年时间,然后我去哪里都可以。当时宝顺书记当副书记,我找到人家,说:“张书记,我不想动,再给我一年时间,360天太短暂了,再利用一年时间把老城修复起来,划了句号。否则,那么多事没有干完,我问心有愧,一年以后,你让我到新疆、西藏都可以。”张书记哈哈笑了。后来也不行,那就只好走吧,就离开了那个城市。

来了大同第一年的时候,大家想,耿市长来了怎么干得这么猛?有人就说,是不是不想当书记,想直接当省长呢?要不为什么好好的干然后当书记就算了。我就说,人生是不能等待的。我当时在灵石县当县长,他当了5年书记,我当了五年县长。当时有人给我出主意,说你现在不能干得太猛,要给自己留余地啊,当你当书记时,好好干,政绩不就是你的吗?当时我的心里还想人家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但是我想了之后,觉得不行,我说,人生苦短,人生这么短的时间,我能等待吗?要是人家走不了,我一直当县长,那么我一直等着不就把自己给耽误了吗?后来,我想了想,还是好好干吧。果不其然,我到榆次当书记了,我的书记还在那里。如果我不能等到那一天,我就不能做出事情来。所以人生是不能等待的,我们只要有机会,就要好好地做。我就想,人生在世,干一天是一天,混一天也是一天,混一天也延长不了生命。所以,忙就是营养,人忙是件好事。有人说,你一天从早到晚忙的那个样子,是会出问题的。我就说,不会出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我在工作中锻炼,关键是自己的心态也要放得下,不要背那个名誉包袱,不要功利心太强,不要把自己的事情放大,感觉我做了多大的事情,不要背那个包袱,要把心态放下,我就是做事,在做事中行走,把人生的名利思想放下。原来的医科大学的高书记到了卫生厅,他们给我们体检,第一项是量血压,因为我父辈是高血压,所以我非常重视血压,一检查高压110,低压80,很正常。其它什么也不高,因为瘦嘛。我原来在榆次的时候忙的时候什么病也没有。所以忙就是营养,忙中得到丰富的人生营养,所以说人生苦短。

 

第六,你是躬身入局还是在局外呐喊?

我们好多领导进不了那个角色,不能躬身入局,老是在局外呐喊。有人说做官要做曾国藩,曾国藩是我们人生的楷模,甚至是个千古完人。他讲过一句著名的话:“使天下事在局外呐喊,总是无缘,要想成就事业,必须躬身入局。”所以,我的这一点就是从他那里来的。曾国藩先生奉行五到:神到(凡事苦心剖析,理其绪而分之)、行到(进了之后要用心的思考)、眼到(用心用眼去观察)、手到(勤于动手,有什么问题要记录下来)、口到(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反复叮咛,反复讲到位)。曾国藩一生奉行五到。所以,要想成就事业,是一定要躬身入局的。所以对于一线工作者比如仇和都是问题在一线中解决,一切工作在一线中创造,一切在一线中考察,所以我们是一线工作者,一年99%的时间都在工作第一线,1%的时间在办公室。我那个办公室很长时间才进一下,进去也是看报纸,办公的公务主要是在车上,秘书拿到车上来看文件批件。平时不是在工地现场就是在会议的现场,在会议的现场都是看图纸、研究规划、开协调会,其它的事要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有人说,当领导应该举重若轻,当甩手掌柜,从高点来看问题。其实,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坏在这个思想上面。很多事情就应该学习人家,就应该事不过夜,当天的事情当天办,事必躬亲,事无巨细,大小事情都要过问。

第七,我们对待工作是简单化还是复杂化

我们的误区就是常常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本来事情很简单,我们非要把他弄得很复杂。刚来大同时,很多房子涉及到拆迁,好多干部就说,大同那个地方太水深了,太复杂了,我就说怎么个复杂呢?他就说背后有什么领导。我就说,这个不要讲,我是对事不对人,我的拆迁是因为他违法才要拆迁的,你不要说背后的那些事情,我不知道。太原也是如此,当时在拆省外办在青年路口的房子和我当过局长的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房子,当时我让迎泽区给强拆,省外办发来一个件,件上有领导的批示“请彦波同志暂缓拆迁”,我就把件给压下来,我就给迎泽区打电话,说“原来是下午拆,上午必须推倒,抓紧时间拆迁”。下午三点报告说是拆完了,我四点钟去找领导说:“领导对不起,件接得迟了,没接到您的批示就给拆了。”领导说:“拆就拆了吧”。如果你不做简单化处理,要是把事情看得很复杂,要看我的领导行不行啊,影响不影响我的政治前程,那就很麻烦了。所以,我们提倡人生的智慧就是简单加勤奋。我提倡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直奔主题。不要一开会,一要解决问题,一安排一些事情,有些领导就要求拿方案,我就说拿什么方案,现在定了,马上干了就完了,拿什么方案呢。很简单的事情,非要拿个方案,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在工作方式上,我说了三句话:叫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不要开那么多的会。第二句话是全面的问题片面化,我在县里和市里工作过,我是从来不传达领导讲话的,为什么呢?我说领导的讲话比较重要,那么我们把领导的讲话变成我们的语言说出来,把山西话、北京话变成大同话,落实就行了,还传达什么呢?其实我们好多讲话哪有那么多新鲜的东西,其实领导讲话就是好好干,干好了,记住了就行了,所以你不要面面俱到,我们应该全面的看问题,但是你一定要有片面,要有重点。所谓片面就是要求要有重点,你可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好?把重点干好就行了,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能力。开了那么多的工作会,全晋中市十一个县区,大家都有奖,只有灵石县一个奖也没有,不够意思,起码要有个安慰奖、精神文明奖,我在灵石、大同从来不争第一。我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我们干起来最后让说,我们要看结果,不要在过程中争第一,我们要从长远考虑。临汾就是这样的例子,现在临汾各项工作都是第一,我们打的基本功都是要考虑长远的,现在回到灵石看我,起码我还不是个坏人,我让大家还是怀念的,虽然过去了十年时间,老百姓还是怀念的,我们做事情一定要是抓住重点。第三句话,重点问题绝对化。绝对化好不好,但是在工作上,重点工程一定要紧紧抓住不放,就是要把他绝对化,就是要集中财力、物力把它重点突破,突破了才能带动全面,千万不能面面俱到。理财之道是什么呢?现在的财政机制是买油的钱不能买辣椒,买辣椒的钱就不能买盐,都是专项的。我在灵石县当县长时,就是辣椒也不要了,油也不要了,菜也不要了,就买盐,把盐做得最大,集中财力办大事,不要面面俱到,中国的很多事情实际上都是人造的,都是关系的。计划经济时,多花钱就高兴,很多时候说弄个第一吧,有些第一是花钱买的,经常下面有人找我,说上面来检查,检查不行就要给通报,要出钱。那么,我就问,不出这个钱有什么后果呢?他说评不上先进,我又问评不上先进又会有什么后果呢?我就说评不上先进也无所谓,今年评不上明年评,三年以后评也可以呀。所以,每年开展表彰会也没有意思,一年才能干多少事,有必要吗?其实三年作为一个周期就已经了不得了,三年能做一件事情就了不得了,你不要希望大变样,没有那么多的事,也没有那么便宜的事。

 

第八,我们是挺然而行,还是左顾右盼?

遇到事情你要挺然而行,曾国藩讲挺经,我们是挺得住还是左顾右盼?遇到事情能不能做到风吹浪打不动摇?“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首诗说起来容易,但是事实上还是不容易的。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是一根筋念到底,一件事抓住头,遇到困难往前走,其实胜利就是前头那一下子。我想说,要做一件事情,要挺然而行,不要左顾右盼,不要患得患失。

 

第九,是坚持到底还是半途而废?

成功就在于坚持,曾国藩曾说过:“古今天下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为什么你要当一个庸人,就是一个“懒”字、一个“惰”字致败。“古今天下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作为一个有才的人,为什么一件事情不能做成呢,主要是由于自己太骄傲了,没有把握好人生,所以在于一个坚持。有个故事:柏拉图写《理想国》时,他的老师对同学们说,你们能不能每天举手举一百次,学生们说能做到。这么简单的动作能做不下吗?过了十天以后,老师问,谁坚持了?所有学生都骄傲的举起了手。过了半年以后,老师又问:“谁还坚持着呢?”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学生举手了。到了一年以后,老师又问时,只有柏拉图一个人举了手,所以成功在于坚持。我们是好多事情没有坚持到底,所以我们在一个地方的思路要一以贯之,不要争眼下的荣誉,不能争一时的得失,坚持下去,我们就能成功。

 

第十,是追求完美还是放弃妥协?

在城市建设中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追求完美。城市建设就是一个创造美的过程,在创造美的过程中我们要追求完美。城市的完美是个系统,包括道路、路灯等都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我们怎么样来追求这个完美?过去我们经常在修路后有个感觉就是路修了之后,城市没有变化呢,原因就是由于我们没有追求完美,而没有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比如迎泽大街在改造中有没有变化呢?道路、路灯都是经过标准化的设计,有人说那个路灯不好,好像要倾斜的倒了。两个省长都认为路灯没有做好,我就说,规划的路和路灯有什么关系?宝顺书记认为路灯有些细,我就说:“学生们写作文时赞美路灯的漂亮、现代感,有好多孩子们赞美优美的路灯,站在宽敞的迎泽大街上,都是赞美呢,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说可以用长安街的灯呀,我就说:“太原用了长安街的灯,那还叫迎泽大街吗?”城市最忌讳的就是抄袭人家,千篇一律。大同抄袭一下问题还不大,作为省会城市不能那么建,路灯等各项工作都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迎泽大街整治出来就有景观。我们在城市建设中是追求完美的,不能在遇到困难就放弃你的坚持,放弃对完美的追求,但是城市建设是个遗憾的艺术,我们追求完美还得不到完美,所以就有“取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取法乎其中,得乎其下”。我们在追求完美中还是有遗憾的艺术,所以城市永远是遗憾的。

大家在大同参观也会充满诸多的遗憾,我感觉到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到位,我们还要做好。大家都是从省会城市来的,我也是从太原来的,我在中北大学那边的周边整治工程没有完成好,非常抱歉。老师们都是有文化的,用文化人的眼光,希望大家对大同这个城市多提宝贵意见,使我们这个城市更完美一点儿。